专访|编剧陈宇:影片高潮,是《满江红》的创作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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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25日18时左右,2023年春节档总票房已经突破47亿元。其中令不少人之前都没有想到的是,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目前以17亿元票房高居榜首。不错,就映前风评而言,《满江红》已颇受关注。但这一次,似乎不用等到电影海报上方的“悬疑管够,笑到最后”完全兑现,制片方在这场新春票房大战中就已经可以喜笑颜开了。

《满江红》

虽然才上映四天,但《满江红》已是张艺谋过往所有作品中的单片票房冠军。就在大年初二,猫眼对《满江红》的内地票房总预期,已调至37.09亿元。

现年72岁的张艺谋,作为新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绝对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成就早已毋庸赘言。能在如此“高龄”,依旧保持着如此旺盛的创作欲望和表现水准,近些年一年一部作品面世的创作速度以飨观众,纵览全球同侪恐怕也不多见。

熟悉过往张艺谋电影的观众都了解,自2002年以《英雄》开启中国大片时代后,他执导的电影虽然在票房上鲜有失手,却也落得“重形式,轻内容”的诟病。他依旧在大胆地延续自上世纪80年代登上影坛后,诡谲的色彩影像实验,但无论是绚烂无比,还是极简黑白,都因为电影故事的无法相得益彰而受人非难。

与正在上映的《满江红》一样,去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狙击手》和待上映的《坚如磐石》,这两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编剧同样也是陈宇

然而,自2020年的《一秒钟》后,围绕张艺谋电影的风评开始明显出现转圜。尤其到近三年的《悬崖之上》《狙击手》,以及当下这部正在热映的《满江红》上映期间,人们惊喜地发现,作为两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国际国内的优质资源按说完全可以由他调配,张艺谋却似乎刻意地在大银幕上同过往自己所擅长的大视效、高概念以及“人海战术”拉开距离,保持着孤傲亦亲民的身段。

你可以说这是一位“杖国之年”的老人在返璞归真。但更精准生动的解释与观察,则无疑来自他身边的合作伙伴。作为电影《狙击手》《满江红》以及那部“正待上映”《坚如磐石》的原创剧本作者,电影编剧陈宇在同张艺谋合作了三部作品后,近日在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编剧陈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话】

“一个精巧的故事,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故事”

澎湃新闻:《蛋炒饭》(2011年陈宇执导的电影,彼时记者曾同他做过专访)一别,十二年了。我知道你是做过电影导演的,近几年同张艺谋导演的合作,似乎稳定在了编剧的角色上?

蛋炒饭》海报

陈宇:最近10年我也是忙忙叨叨,拍片子、写剧本,还有我在北大的教职带带学生。我之前基本上都是自己写,自己拍。这几年我的工作时间一半以上,都分给了张艺谋导演,基本上我的感受就是自己原来是一名导演,被张艺谋导演生生逼成了一个编剧(笑)。

澎湃新闻:同张艺谋的合作,是起源于尚未公映的电影《坚如磐石》吗?

《坚如磐石》预告片截图

陈宇:没错,当时我写了一个原创剧本,就是《坚如磐石》,反腐涉黑题材。写出来后,我觉得这次写大发了(北京话,指超越了限度),我来执导是不具备掌控这样一个题材和故事的能力的。于是我同制片公司讲,这次要找一位强有力的大导演来合作。先是找了杜琪峰,我非常欣赏杜琪峰导演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后来又找了姜文,他很喜欢这个本子,也想拍一部类型片,但当时他正在做《邪不压正》的后期,说能不能拖一年再拍?我们想既然都找到姜文了,大家对这个本子的反应也都不错,索性就直奔张艺谋导演吧。艺谋导演看了剧本后,第二天就决定,拍!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满江红》是一个节点,未来还会和张艺谋继续合作吗?

陈宇:我同艺谋导演的合作非常愉快。有一天去他工作室聊天,他的制片人庞丽薇还跟我说,你现在把导演对剧本的胃口提得特别高,他之后要拍的片子,剧本都要按这个水准来挑(笑)。实际上,只要他瞧得上我,我们的合作就会一直进行下去,下一部影片还会是谍战悬疑的类型。

陈宇与张艺谋在《满江红》北京首映礼上

这次一起做《满江红》的时候,我就和艺谋导演说,会把自己所掌握的谍战、悬疑的桥段和情境都用上。以至于我们在策划下一部电影的时候,难度就比较大,经常是在做情节设置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个好想法,团队就有人会提醒我,这个桥段是不是已经在《满江红》的某个地方用过了?忙完这几天,我还要去艺谋导演那开会,我会同他解释为什么第四部电影的剧本创作会比较缓慢。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满江红》的剧本是先于《狙击手》创作的。拍一部小而美的抗美援朝战争片,且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和票房。谈谈你在《狙击手》时的创作体会?两者都用到了“三一律”。

《狙击手》剧照

陈宇:你也知道,《狙击手》的创、拍实际上和另外一部同类型的《长津湖》并行的。我和艺谋导演当时的策略是《长津湖》什么样,我们就不什么样。这不是个“打擂台”的事情,而是两种不同的创作美学,各美其美。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艺谋导演近几年的创作趋向,他现在更关注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在大银幕上自觉地在同大场面和强特效拉开一定的距离。

艺谋导演有自己的想法,开启中国大片元年的《英雄》就是他拍的,包括之前之后的《长城》等等,更不用说导演两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了。论场面还是卡司,我想现在也很少有电影能够达到。有一次他甚至说,自己现在宁肯去排话剧,但就是要找到一个精巧的故事,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故事,固着在这个故事本身,然后把它创作得淋漓尽致。这也同我一直以来的创作观点相契合,那段时间我们两都愿意去阐释这样一部作品。决定要拍《狙击手》,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就用了“三一律”,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段,就拍一件事。这无疑带有某种戏剧美学的实验性。

“与观众善意地斗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澎湃新闻:你第一次接触到《满江红》诗篇是在什么时候,怎么看待这首诗歌在爱国主义诗词长廊中的地位?关于岳飞岳家军民间有很多传说,甚至金庸小说中也有过演义。

陈宇:《满江红》这首词,我想不止在我的心目中十分重要,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会给它留有位置。我能背诵的第一首词就是《满江红》,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如果逼着他只能背一首词的话,八成也还是《满江红》。这首词既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具有某种观念性表达,同时又是一位英雄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感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都是对人生的回顾。实际上岳飞是把自己的人生情怀和家国情怀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让它具备了超越时代的魅力。从这首词中你可以提炼出很多关键词,坚毅执著、忠诚担当、不畏强敌,侠肝义胆等等,这些都根植于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当中,附着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密码。而这可以被读解、演义出来。

《满江红》票房海报到15亿时,已写至“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首词上阕即将写就。

比如我小时候,父母要求我背诵,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我小小年纪去收复国土“朝天阙”,而是要教导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以我现在想为这首词写一个故事,本质上是想探索《满江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另外,岳飞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没有人会去诟病他,再正面的历史人物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物议吧,为什么会这样?再者,岳飞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让一批人如此地崇敬他,甚至为了能让他的遗言和精神可以彰显出来,传承下去,甘于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电影《满江红》想回答的,是这些问题。电影中义士们的行为,就是侠的精神。可以上溯到易水河畔荆轲樊於期的彼此信任,那种性命相托,生死以之。

澎湃新闻:张艺谋说《满江红》这部喜剧杂糅了谍战、悬疑等很多类型的因素。你怎么定义这部电影的类型?

陈宇:作为原创剧本和编剧的角度,我定位《满江红》的类型就是悬疑,以此为基础使用了其他的类型元素。

《满江红》剧照

《满江红》带有明显的喜剧元素。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在哪些地方是可以笑的,哪些地方是不可以笑的,我们都有比较精准的设计。大致上来讲,在前段笑的地方比较多,后段慢慢就会减少,一直到最后压根儿就不会让你笑的。我要着力避免的一点就是观众局部情绪的模糊。所谓笑场,在创作者看来都是“尬笑”,是因为观众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到底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反馈。当然,像科恩兄弟的电影,他们可能会设置一些让观众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点,但作为主流商业片,作者对于观众情绪的把控一定要很精准,不能模糊。

整部影片中,观众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态,紧张的、烧脑的、幽默的、悲壮的、热血的,以此形成丰富的观影情感体验。我把这称为大档期商业片所应该具备的观赏性,我认为《满江红》是艺谋导演近几年作品中观赏性最高的。

澎湃新闻:干脆就说说吧,《满江红》“三翻四抖”之后,这个结局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陈宇:这个结局不是走着走着想出来的,是一开始我们就决定的,是这部电影的起点,不是终点。是我提出的这个项目的起点,首先打动了我自己。我记得给艺谋看剧本的时候,他的文学策划看了故事大纲,眼睛就湿润了。我们都认为有这个结局在,片子的魂就有了。然后咱们再去细化之前的种种,你所谓的“三翻四抖”也好,种种反转也罢,它们都是服务于这个结局的。有个别观众觉得里面的反转再反转太多了,累积下来数学概率上成功的可能性是零。我尊重他的较真,那也说明他真的入戏了。

《满江红》剧照

《满江红》是以探案的方式,以一种娱乐性的表达,一步一步地找到观众谁也意想不到的点——一开始你会以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兵被冤枉了,继而求生的故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兵就是主谋啊!终于他来到了秦桧身边,有了“刺秦”的机会,但他最终的诉求不是铲除奸相,而是为了让岳飞的遗言传世,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篇遗言竟然是《满江红》!

这种想象是我们所谓的艺术想象,它不是来自历史记载,而是艺术世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去颠覆观众的认知,这也是我在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与观众善意地斗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而且最后达到的那个惊喜是让你激动的,让你热血沸腾的。

满江红·怒发冲冠》全文海报

澎湃新闻:我毕竟四十岁了,三军将士齐诵《满江红》固然让我壮怀激烈。但那一刻,我想到的却是闻一多先生的那首《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陈宇:谢谢你的联想。这部片子真正的力量就是一首诗歌的力量,这首诗说出来能够改变故事的格局,也改变了电影的格局,甚至改变了些许我们对于人性的认识,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营造这首诗歌的意义。

从叙事角度,我希望大家最后这样来读出这句话:秦桧读一句,传令兵层层下传,直到三军齐声复述,这个情绪是在层层渲染叠加的。所以从影片开头,我们就要创造一个“传军令”的仪式,就是为了最后诵读《满江红》用的。我相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上,在我们的精神力量上,即便这首词大家早已滚瓜烂熟了,但这样地表达出来,依旧是惊心动魄的。这部电影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东西。

我们用一首诗词的朗诵,呈现出每个朴素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对于家国的态度,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艺谋导演也认为,这个片子是可以拿出去放的,我也认为外国人不见得能看懂“秦先生”和“岳先生”间的故事,但他们能够明白这些义士,这么多人用生命换回了这首诗歌的意义。

《满江红》剧照

澎湃新闻:首映礼上,张艺谋说喜剧不是写出来的,是演员们演出来的。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不认同这句话。但他可以当众这么说,我看到你就站在他身边,足见你们之间关系不一般。

陈宇:哈哈,导演说这句话是有语境的,演员们这次演得确实好,导演的调教更好。具体到我和导演间的交流,创作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同观点的碰撞,有争论甚至争吵,这都是正常的。我们间的合作模式就是,一般我写出来以后,有些地方他给改了,然后我又换一种方式重新写出来。艺谋导演特别可爱,哎,你这是在跟我“拉风箱”啊(大笑)!

这次我们在谈《满江红》创作的时候,他说现在的时间比较紧张,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就继续“拉风箱”,没问题,但现在时间不允许了,就得按照我的意图来写。我就推心置腹地说,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希望能帮助您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给出和以前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多几种选择端到您面前,最终您来决定就好。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争执。

创作过程都会有“拉风箱”的阶段,你来我往的讨论,所以我们的工作氛围特别好。有些地方我提出不一样的想法,他觉得好,还是会听的。一部电影,是导演在掌控全局,思考问题的层面不一样,最后必须由他来做决策。

《满江红》剧照

“一部主流商业大片,表现出了相当的作者性”

澎湃新闻:你是一名电影从业者,也在北大讲授电影。在你看来,作者电影商业电影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陈宇:当代电影中还有作者性吗?这是个好问题。或者说在现代商业片中还有作者性吗?中国商业大片风潮的开启,就是艺谋导演执导的《英雄》,之后我们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其间电影的作者性是在降低的。

《英雄》剧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第五代、第六代的不少电影都带有鲜明的作者性,我认为作者性的辉煌正是中国电影创作现代化的体现,但本质上它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一种文化挪移,是结合彼时中国社会语境的一种本土化再造。这从那批导演在电影学院拉片子的片单就可见一斑,他们内心追求的是这个。

但中国式大片的大幕开启后,之后甚至出现了流量电影,还有什么综艺电影,作者性渐渐地被这些所淹没了。这个问题在好莱坞也同样存在,马丁·西科塞斯就不喜欢漫威电影,说那是“主题乐园电影”。他说的有点绝对,有些漫威电影还是带有作者性的。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趋势,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就是作者性还能不能在商业片中存在?文艺片中当然是可以存在的,《隐入尘烟》《爱情神话》都可以带有强烈的作者性。但商业片,特别是全民性大档期的商业大片中能不能有作者性?实践证明,这可以有。这次《满江红》我们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尝试,它仍然是一部主流的商业大片,但表现出了相当的作者性。

澎湃新闻:指导你实践的,有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陈宇:有,我把它姑且叫做“大树理论”。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以及我的团队在创作的时候,我要求我们的作品要有一种特质,如果要做一部商业片,一定要以类型片为“树根”,要准确地把握住这个类型应有的特质,必须要满足观众对这个类型的期待,观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是什么类型,你不能让他去猜。

第二就是以个人风格为“树干”。同样是一部类型片,甚至是同一个故事,但我讲这个故事的方式,无论是影像的方式还是叙事的方式,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诺兰讲故事的方法和卡梅隆讲故事的方法就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希区柯克。希区柯克每次都是从他的角度去讲悬疑故事,创造了一种他独有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新浪潮的那帮人特别尊崇他,就是在他的商业片中看到了鲜明的作者性。

第三是以社会问题为“树冠”,观众在面儿上看到的是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会痛点”,这是和大众情感和趣味对接的地方,与大众关心的议题相关联。比如大到社会的贫富分化,互联网科技对人类的异化,小到结婚的彩礼问题,青年的躺平问题等等,总之要和大众产生相关性。如果你电影的命题是关于少数人的独特情感,写得再好,拍得再好,它也不是一部主流电影。

这就是我的“大树理论”,要点在理顺根、干、冠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目前的韩国电影是做到了这些的,《熔炉》看起来是在讲社会问题,但它有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和特征,从“根”上说它又是一种类型片。更典型的是《寄生虫》。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谈谈电影和戏剧的关系?张艺谋最近几部电影,包括之前的《悬崖之上》,都带有相当的戏剧色彩。话剧舞台上的田沁鑫导演,她可谓是在舞台上采用影像技术的先锋。这两种艺术本来是要“分家”的,最近它们间互鉴似乎更多。

《悬崖之上》海报

陈宇:其实要说电影和戏剧的关系,我硕士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毕业之后,我觉得自己在剧作原理还有演员指导上,还有欠缺,所以我的博士是在中戏读的,这给了我一种醍醐灌顶式的帮助。

说得极端一点,我认为电影体系目前还没有形成特别系统的剧作理论。电影有大量的剧作法和技巧,但系统化的理论目前还没有,反而我在戏剧系统里面找到了一些基本的原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戏剧和电影在本质上的一些比较,我的研究发现是在叙事这个问题上,它们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所以我今天做文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在使用戏剧的原理,也由此形成了一套方法论,我管它叫“叙事动力学”。

戏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动作”,有时候也叫“行动”,这个概念在电影里面很少用。在我看来,戏剧和电影在叙事上共同的基因,就是它们都是一个动作体系,是一个同质的具有多重层级的动作体系,这说起来有一点学术化。简单讲,我就是要去建立一个多层级的动作体系,这个东西是我创作的核心方法,无论是在《狙击手》还是在《满江红》里面,我都在用这套方法论。

就我的教学实践而言,让学生们真正理解戏剧“动作”,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我经常跟学生讲,如果你在书店看到两种关于汽车的书,一本类似于《汽车修理50问》,一本是《汽车动力学原理》。如果你是个汽车爱好者,你可以去选择看第一本书。如果你是要成为汽车领域的专家,甚至要造汽车,你必须去研究第二本书。你不要畏难,如果真的要搞懂汽车究竟是什么?你必须先去读原理,再去看什么多少多少问。因为这是两码事,一个是原理,一个是技巧;一个是道,一个是术。不求道,只想求捷径,你任何事情最终都做不好。我自己喜欢读类似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类书,从来不去读那种让你“如何、怎样”的书,比如“如何成为亿万富翁”(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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