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3分国片，居然也被骂了，我不理解

内地院线，复苏了。

论票房，《独行月球》是暑期档最大赢家。

上映不到一周，票房已破16亿。

但论上座率，它却输给了文艺片《隐入尘烟》。

后者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电影，不被市场青睐，排片相当惨淡。

但却拿下了豆瓣8.4，国产片年度最高分。

上座率远超同期的热门片。

然而，随着口碑的发酵，也招来了不少争议。

由于影片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不少人认为，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在外国拿奖而有意抹黑中国。

「很符合获奖三要素：苦，丑，穷」

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

很多现实批判力度强的国产片，都背负着这种骂名。

一旦入围国际电影节，质疑声就更多。

但，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今天鱼叔就展开谈谈——

揭露底层社会黑暗面的国产片，更易获得国际奖项的青睐？

回看华语电影史，不得不说，确实有不少例子来支撑这一观点。

以网友的「获奖三要素」来说。

论「苦」。

没有人比得上电影《活着》中的主角福贵。

他一生受尽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活着」成了唯一的希望。

原本出生富贵，却因好赌输光家底，散尽钱财，气死父亲。

之后就彻底陷入了残酷的命运旋涡，相继失去了母亲、儿子、女儿。

最终只留他一人形影孤吊。

众所周知，这部影片在国内无法上映。

在国外却硕果累累。

捧回戛纳评审团大奖，距最高奖项仅一步之遥。

主演葛优也凭借对福贵的精准刻画，成为首位戛纳华人影帝。

论「穷」。

电影《三峡好人》将镜头对准一个煤矿工人。

他从山西一路跋涉到重庆寻找妻女，口袋里装着皱皱巴巴的几块钱，住着1块2一晚的工人旅店。

为了谋生，加入了当地拆迁队，整日光着膀子，汗流浃背。

这部影片同样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奖金狮奖。

还有，《十七岁的单车》中。

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孩小贵，做着快递的差事，每单收费10元。

误入洗浴中心洗了澡，却死活拿不出钱。

同样，周迅饰演的农村女孩红琴，在城里给富人家做保姆。

因为没有钱买好看的衣服，常常趁人不备，偷穿主人的衣服和高跟鞋。

这部影片曾入围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评审团大奖。

但却被禁止在中国内地公映。

导演王小帅曾透露，因为「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最后再看「丑」。

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巩俐正是通过「扮丑」，塑造了执意为丈夫讨说法的村妇。

她摇着一身碎花红棉袄，迈着外八字步，挺着大肚子，围着绿头巾。

头巾下一张暗沉粗糙的脸庞，干裂的嘴唇喘着粗气。

全然与穷乡僻壤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最终，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巩俐也因饰演秋菊这一角色，成为中国内地首位威尼斯影后。

以上例子似乎说明了，网友的论断并非无中生有。

但这不意味着该论调就是正确的。

因为，换个角度看，反例也并不少。

很多电影重点不在于暴露苦难，却也有国际大奖加身。

比如武侠动作片。

《卧虎藏龙》中，飞檐走壁、竹林打斗，尽显江湖快意，人情道义。

成为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

还有，家庭片。

在柏林拿下评审团大奖的《孔雀》，聚焦于普通平凡的五口之家，讲述历史更迭中的个体在梦想破灭后，满目寂然的命运。

让咏梅、王景春分别拿下柏林影后和影帝的《地久天长》，讲述三十年间，时代的洪流中，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以及，爱情片。

张艺谋斩获银熊的《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一段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

它不苦、不旧，也不丑。

反而以鲜亮明媚的光影，挣开了封建婚姻的枷锁，照进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

此外，《十七岁的单车》其实也是一部青春类型片。

也书写了城市少年的成长烦恼。

围绕两个17岁少年的青春、爱情故事，至今仍是很多人心目中国产青春片的天花板。

可见，「抹黑中国」和获国际大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就像许鞍华所说，冲着得奖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

一方面，这些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都不是为了在国外拿奖。

《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使得他一直热衷且擅长于讲述淳朴的乡土故事。

《活着》则是一次偶然间的发掘。

张艺谋其实一开始打算改编余华的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

为了深入理解文本，张艺谋表示想看余华所有的作品。

他因此意外拿到了《活着》的清样，并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才决定拍《活着》。

《三峡好人》的问世同样具有偶然性 。

贾樟柯在重庆拍摄纪录片《东》期间，正好目睹了奉节县的拆迁工人辛苦劳作的场景。

他被这些普通人默默挥汗的背影震撼，意识到三峡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和拍摄。

这才启动了后续的拍摄计划。

除了个人因素外，历史和时代因素也主导了创作动机。

社会的沧桑巨变，催生了很多乡土文学创作。

《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也都源于导演与作者对周遭环境的共同感怀。

贾樟柯的电影，也呼应了城乡转型过程中乡镇的变化。

以拆迁房、摩托车、传呼机、流行歌曲等特有的时代符号，开辟了底层叙事的电影空间。

记录了小武、崔明亮、韩三明、沈涛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挣扎。

而另一方面，国际奖项的评选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流程。

奥斯卡评奖，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关公司的运作。

《一代宗师》能入围奥斯卡，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当时还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发行商哈维·韦恩斯坦。

戛纳的奖项决定权则更多在评委手中。

阵容每年不同，国籍构成多元化。

例如2009年，就有一半是东方面孔：

中国演员舒淇、韩国导演李沧东、土耳其导演锡兰、印度演员谢尔米拉·泰戈尔。

章子怡、王家卫 、李安、姜文等中国影人都曾担任戛纳评委。

每一位评委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伊朗大师阿巴斯就力捧侯孝贤的《戏梦人生》。

最终该片拿下评审团奖。

而金棕榈由《霸王别姬》《钢琴课》共享。

奖项花落谁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委个人的据理力争。

有多少位评委，就有多少种「标准」。

又怎能用「西方审美」一言概之？

当然，在反驳「抹黑中国」论调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早期西方主流影视中，确实热衷于呈现穷困潦倒的东方形象。

这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想象和滞后性的认知，也离不开中国早年国势的积弱 。

喜剧短片《华人洗衣店场景》中华人洗衣工的形象，是美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华人银幕形象之一。

20世纪30、40年代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大地》和《龙种》，呈现的中国农民更是奠定了华人形象的基调。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以及中国电影逐渐占据了更多的国际视野，偏见也逐渐被纠正。

《环形使者》《她》等科幻电影中，直接在上海取景。

中国现代化的一面越来越被更多人看到。

唯题材论早已说不通。

《隐入尘烟》在中国业内外的口碑已是有目共睹。

《三峡好人》《秋菊打官司 》等国外开花的影片，实际上在国内也口碑极高，豆瓣部部8分 ，《活着》更是高达9.3分。

同样揭露底层黑暗的《盲井》《芙蓉镇》，也获得了金像奖、百花奖等国内奖项。

说到底，电影能够走出国门，获得国际认可，靠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普世性的价值内核。

《活着》中，坚韧不摧的民族性格，达观的生活态度发人深省。

《三峡好人》里，看到被时代遗忘的人，还固守着对情感的重视，对善念的追随。

《秋菊打官司》里，看到质朴的民风、民俗时，也共振于情理与法理的永恒矛盾。

西方也有很多名导，热衷于拍摄底层故事，批判社会黑暗面。

比如肯·洛奇，始终关注工人阶层的困顿窘境。

他们被迫失业，尊严扫地，甚至挣扎在温饱线上。

「困在系统中的人」式的犀利刻画，早已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博得普遍的共鸣。

肖恩·贝克，镜头中的主人公永远是边缘群体。

妓女、吸毒者、流浪汉、单身母亲、失学儿童……

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也深受国内观众喜欢。

可见，「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心是不受地缘所限的。

又何况，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乡土是绕不开的一面。

比起悬浮的上流故事，扎根贫瘠之地的创作 更易挖掘出更深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秉性。

暴露或是记录背阴处的生命呐喊，本就是创作者的使命。

就像同样受到「媚西」指摘的莫言曾说：

「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

这种暴露也绝不意味着「不爱国」。

反而是出于对土地和人民更深沉的热爱，才会孜孜不倦地书写底层人物的苦与乐。

贾樟柯也曾在一次放映会后正面回应过这一问题。

他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受到观众质疑：

「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贾樟柯回应，真实不只有一种。

直面落后的一面，才能为小人物立言，为底层社会求变。

「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这些影片之所以动人，不仅不是因为「造假」「抹黑」。

恰恰是因为足够真实，让人们从电影中照见了自身以及周遭世界。

就像近日火遍全网的「二舅」视频，它挑破了农村底层人的苦难遭遇。

却有无数网友表示，仿佛看到了身边亲人的影子。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现代都市与乡野风貌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本无高下之别 。

「抹黑中国」的论调却把后者理解为一种丑化，妄图抹去苦难的存在。

潜台词就是，只允许呈现光鲜美好的东西。

这，才真正是对现实的扭曲，对生活的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