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里的白景琦，见一个爱一个，究竟算不算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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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温习《大宅门》，这部老片子看点之一就是戏骨掐架，大腕云集，不仅有担纲主演的斯琴高娃、陈宝国，还有陈凯歌、张艺谋、姜文的客串，就连导演兼编剧的郭宝昌也演了个颇具分量的沈家大爷。

打开播放器，胡晓晴高亢明亮的嗓音连带着那个时候的蛐蛐叫和西瓜香，接二连三往回忆里撞。

《大宅门》在央视首播正值小学时代的盛夏，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白景琦抱着身亡的三叔，缓缓穿过日本兵的尖刀阵，立下阖族人皆不能与日本私通的遗嘱，慷慨赴阵。

这也是时隔多年，第一次回头看这部剧。然而电视剧过半，后半部分看得我越来越生理不适，回忆里那个重情重义的白家七爷，俨然成了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

有人说小说对白家大院的描写，处处参考了《红楼梦》中贾府的陈年往事，白景琦身上带着贾宝玉的影子，贾宝玉固然顽劣，然而他好歹知道珍惜和尊重女子，白景琦对于女子除了不分场合的占有欲之外，无它。

今天就来好好数一数白景琦的“三宗罪”。

1.对母亲愚孝，无条件服从

白景琦生性顽劣，是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会啼哭只会发笑的神奇小孩，童年时期更是成为白家第一号大魔头，天天闹得阖族全院鸡飞狗跳，人人都奈他不何的一个顽童，却在他母亲的管教下次次滑铁卢。

二奶奶驭夫有术、治家有方，之所以能以一介女流的身份游走在权贵之间，赢得众人的交口称赞，以至于她死后的大出殡，连官府都为她路旁祭奠，是因为她深深参透了三纲五常，熟谙封建社交，迎合了男权社会里当权者们的心思喜好，办事自然如鱼得水。

然而这个长处既造就了她，同时也局限了她，最明显就体现在她在杨九红的态度上，对儿子施加的压力。

因为杨九红出身花街柳巷，二奶奶不允许她进白家大门，还把生下没几天的孙女夺到自己身边，更名、模糊孩子对母亲的印象。

杨九红哭着求白景琦把孩子抱回来，他站在母亲一旁，垂手而立，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几句不咸不淡的闲聊过后就悻悻离开，任凭杨九红在他面前悲痛欲绝，他连安抚的耐心都没有，更不敢再提要回孩子的事情。

母亲终生都没有接纳这个媳妇，还让白景琦当着全家老小的面教训杨九红，他居然真的朝眼前泪水涟涟的女人扬起了手，要不是白三爷出面调停，那个巴掌就要狠狠甩下去。

前半生的肆无忌惮令他骄傲，一生唯母是从更是无比自豪，这没来由的优越感，搅合上国难当头视死如归的悲壮，差点让人忘记他妈宝男的真实身份。

往往母亲（妻子）较为强势的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也会更大概率承袭母亲的意志，无法形成自己的处事逻辑，即使成年之后也无法摆脱。

母亲被爷爷钦点为当家人，管理阖族上上下下；父亲一介书生，性格柔弱，白景琦从小目睹着母亲的强势长大，父亲的角色在他记忆里模糊且不确定，这让他长大之后迫不及待想要展示男性的力量，无论是从父权还是夫权，可惜他没有系统的学习机会，于是只能继续循着母亲的影响，七拐八扭地践行，徒有皮毛没有里子。

女儿长大，渐渐懂得人事，知道杨九红是亲生母亲却不愿意承认，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却让她摇摆不定，十分痛苦，母女二人见面就是冲突。

同时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白景琦，遇到这种场合，除了当和事佬和稀泥，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调解不成就匆匆逃遁，留下两个女人继续撕扯。

最后一集，白景琦在遗嘱里，洋洋洒洒，慷慨陈词：

“我，白景琦，光绪六年生人，自小顽劣不服管教，闹私塾，打兄弟，毁老师，无恶不作。长大成人更是肆无忌惮。这辈子除了我妈，我没向谁弯过腰儿，我没向谁低过头……”

这段“爹味”十足的宣言，令人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躁不好惹”的奇女子，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2.对妻子不负责，始乱终弃接二连三

白景琦的一生，前前后后经历过好几个女人，数得上的就有黄春、杨九红、槐花、香秀四个。

黄春是仇家女，两人阴差阳错成了青梅竹马，生米煮成熟饭暴露后，他没有给黄春争取到任何名分，被老太太赶出家门。

黄春大着肚子随他四处奔波，到了黄河边上，黄春感慨“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白景琦则回应“娶妻娶妻挨饿忍饥”。

离家时他铁骨铮铮，放下豪言：不混出个人样绝不返乡，然而转头就跑去了济南府，直奔济南提督府，因为他的堂姐是提督府的少奶奶。

借助人脉资源，白景琦挖到第一桶金，在济南春风得意，黄春回家待产，他不但没有随同陪伴，还充分利用这段空档期，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邂逅了烟花女子杨九红。

日本打进关东，药材流通受困，杨九红带头去进货，除了风餐露宿，还要跟日本鬼子斗智斗勇，他却和俏丫头猫在温暖的书房里，借琢磨药方培养感情，等到杨九红风尘仆仆满载而归，他身边已经多了一位准太太。

不管是对待随他四处为家的初恋，还是红绡帐中海誓山盟的情人，白景琦给出了一个男人最卑劣的反应。

小时候看只觉得这白七爷美酒佳人，快意人生，现在看，什么登西？回回都是趁女主不在另辟花园，要么是给他生孩子，要么是为他家贩药材，这天下竟有如此好当的大爷，如此厚颜无耻的英雄？

如果是，那编剧一定是死死拿捏住了明褒暗贬的春秋笔法。

3.家庭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

出走几年回家，白景琦带回一位姨太太，妻子黄春则回赠了他一个大胖儿子。

孩子因为认生，不肯给他抱，白景琦勃然大怒，斥责这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小娃娃简直不合时宜，一点不像他那个生下来就会笑的亲爹。

长大的儿子，因为在赌场输掉了20万，白景琦就打断了他一条腿。

年近七十岁的白景琦欲纳十七岁的丫鬟为夫人，家人无不反对，他像个十几岁的冲动少年，意气发言：谁说话都不好使，我今天就要娶了她。

儿子反对，他说：“我就是要娶香秀，怎么着，瘸儿子？”还告诉儿子，以后要管香秀叫“妈”。

从白景琦开始，白家开始彻底走下坡路，家风不正，处处矛盾。

他自己倒是吃着家族百年老字号的红利，糟蹋着父辈辛苦打拼积累下的资源，随性逍遥了一世。

白景琦是人治的典范，二奶奶是法治的代表。

二奶奶当家的时候，一切都按规矩按公理来办；白景琦正好相反，万事由心，不受束缚，是个优秀的独行侠，却不是个及格的掌门人。

在他这里，再好的苗子都难以成材，反观他爷爷和母亲治家，吃里扒外如白三叔都能改邪归正。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用今天的眼光看，白景琦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老炮儿。

白景琦的原型是小说作者兼导演编剧，郭宝昌的养父。

郭宝昌原名李保常，1940年8月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困的工人之家。

两岁时，父亲冻死街头，他被母亲以80块大洋被卖给河北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改姓了吴。后其三姨借钱将他赎回，转手以200大洋卖进同仁堂。

因养母姓郭，于是就改名郭宝昌。

郭宝昌自幼聪颖，5岁能唱戏，8岁写文章，12岁进北京五中，16岁开始动手写家族题材的小说《大宅门》。

1959年，19岁的郭宝昌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田峰的力荐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时开始动笔创作《大宅门》的文学剧本。

《大宅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也就是1964年，时局动荡，郭宝昌被认作为资本家竖碑立传，书稿被没收，他也被打成“反动学生”，入狱三年。

1969年，郭宝昌又被发配到部队干校接受改造，他重新着手写《大宅门》，直到1979年，平反。

这条命运多舛的创作时间线，也许埋下了今天的剧本与人设前后矛盾的伏笔。

后人为前辈著书立传，往往会有过多粉饰歌功颂德之嫌，这是人性中的痼疾。但也正是这些半真半假的记录文学，让我们在与古人的对照中，看见自身。

“失败”的白景琦，某种程度上也是许多男人的代表。

他们对掌握资源和权力的长辈言听计从，同时对妻儿施展大男子主义。

他们在外呼朋唤友，一掷千金，对内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不闻不问。

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维护自己的人设，却不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到底什么意思。

怎样才算是真男人？不是看你生意场里呼风唤雨，也不是酒场里的推杯换盏，而是应该像《父母爱情》里对妻子温柔体贴的江德福，像《家有儿女》里跟孩子们平等相待的夏东海。

曾经多少狗血剧被我们当成了正剧津津乐道，又把多少寓教于乐的好剧当成了仅供消遣，只会跟着背景音哈哈哈的情景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