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璇

2022年2月21日，香港导演楚原病逝。惊闻噩耗，电影界后辈们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由字里行间，人们看到这位名导的传奇一生，不仅于香港电影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人处事更是坦荡磊落，受人敬重。

导演王晶记得，在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邵氏）时期，楚原总开晚班，跑去他的摄影棚永远在放饭，楚原在棚里吃盒饭，王晶坐在他旁边，两人一聊就是一个钟头。“我在他身上学了一辈子够用的东西，学的并不是拍电影，而是做人。”王晶形容楚原如水，总是顺势而流，无论怎样的风浪与潮流，都能融入其中，甚至掀起一阵旋风。

楚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8年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礼。他一身黑色西装，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牵起孙女，在妻子、演员南红的陪同下，略显蹒跚地走上台。

这时他已至杖朝之年，发须皆白，不拘小节地散开，俨然一位逍遥老翁，笑看一生风云变幻。

台下电影人全部起身致意，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颁奖嘉宾冯淬帆导演是他的大弟子，坐在首排中央的金像奖主席尔冬升导演，经由参演他执导的电影《三少爷的剑》才崭露头角。后来支撑起香港电影半边天的导演、演员，受他提携，或曾与之合作者不计其数。

楚原是香港战后半个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人物之一，与导演胡金铨、李翰祥、张彻齐名，被誉为“四大帅”，见证了粤语片的兴旺与没落、国语武侠片多姿多彩的发展，以及港产片的风光与衰退。

他可能是第一位香港导演大胆用“说书人”方式，以导演身份现身入镜交代剧情，亦可能是第一位拍女同性恋题材的香港导演。他的《黑玫瑰》系列一再改头换面，被翻拍再翻拍，《聪明太太笨丈夫》《玉女添丁》那种错摸疯狂喜剧，港产片由八十年代抄到千禧年。

一生钟爱拍浪漫文艺片的楚原，比王家卫更早讲唯美分镜；比新浪潮的谭家明更早用利落的快镜剪接手法。他拍的文艺电影在香港开到荼靡，台湾才流行起琼瑶伤春悲秋的文艺片。后来转拍国语片，改编古龙系列小说，大拍奇情武侠片，仍不忘透过布景里无处不在的红枫叶，悬在天边的夕阳，一再遣怀，贯彻始终。

深藏功与名，楚原完全没有大导演的架子，为人谦厚，在片场谈笑风生。他不像张彻有自己的兄弟班，也没有李翰祥大文豪的排场。相形之下，楚原甚至有点不修边幅。每天早上在太子的咖啡厅分镜，下午光脚趿拉着一双胶鞋就进了片场。炎炎夏日，永远短裤、背心，有一回太太南红给他穿了件长袖衬衫，他嫌热，直接剪掉变了短袖。作家亦舒访问他，标题是“以报纸为席的导演”，更有相熟的记者形容他像济公，只差手上一把大葵扇。

多年前，楚原看过一部电影，名为《星光伴我心》（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内地译名《天堂电影院》），故事讲述一个成长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村庄中的小男孩，喜欢看放映师艾菲多放电影，两人由此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感情。胶卷投射到银幕上的光影，牵引着小男孩走过漫长一生。

楚原很喜欢，因为这部电影让他想起属于自己的星光。那星光伴他度过硝烟弥漫的童年，伴他伏案追读“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的大学，当他在片厂挥斥方遒，那星光同样伴他左右，更引出万丈红日，创作意念像急流一样涌至，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星光未变，只是他发上已斑斑。楚原站在台上，回首人生的欢声泪影，倏然发现人生原来和打麻将一样，有东西南北风，打到东风时兴许风光无限好，打到北风，又是另一种境遇。熬过这些，换得“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的胸襟，才算得上不负此生。

邵氏第一部粤语片的诞生

1934年，楚原生于广州，本名张宝坚。楚原这个艺名，则是随意揭开两页字典而来的。

他的父亲是粤剧界“伶影双栖”现象的代表人物张活游，1952年，与吴楚帆、张瑛等电影工作者组建香港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拍摄了《家》《春》《秋》等粤语电影。

每逢寒暑假，楚原会跟着父亲到香港片场，到处转悠，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对电影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影响。楚原晚年在一次接受电台访问时否认了这一点，“他（张活游）是一个很平凡的父亲，他不会管太多，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将桑弧导演的《哀乐中年》视作入行导师，由此萌生想做导演的念头。

那个年代没有电影学院，他选择入读中山大学化学系，闲暇时常流连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还看了很多当时主流的苏联电影理论书籍。他有两张借书证，日间在图书馆看完一本，再借一本回宿舍看。

大二那年，楚原患上胃溃疡，休学到香港就医，也是在那年，他遇到父亲好友、导演吴回。年轻时的楚原眉清目秀，眼窝深邃，颇有小生演员气质，吴回力劝他到幕前演戏，楚原因自感身形不高坚决不肯，于是他就跟着吴回做了一年副导演，兼任编剧，笔名秦雨。又跟着秦剑导演做了一年副导演，就正式跟光艺制片公司签约，成为导演。

1959年，24岁的楚原拍摄了电影《湖畔草》，这是他独立执导的首部电影，剧本亦出自他手。

获得尽情发挥的机会，文学涵养深厚的楚原厚积薄发，已开始显露在电影创作领域的天赋与才华，又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从片场学来的经验，他身上也有着明显的片厂训练的痕迹。

作为导演，楚原拥有极强的拍摄技巧。据在邵氏担任监制20年的蔡澜回忆，邵氏导演中，镜头和剪接用得最成熟的是楚原。为节省制作成本和时间，搭建好的布景通常略作变动在多部电影里重复用，楚原开戏通常两三部一起开，最多时创下过八部电影同时拍的纪录，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刚拍完狄龙《多情剑客断情刀》十八场No.8，下个镜头拍岳华《黑蜥蜴》三十场No.15，再下一个镜头是尔冬升的《无翼蝙蝠》序幕。”服装、场记、道具，甚至是演员全都头昏脑涨，楚原却处之泰然，应付自如。殊不知，这便是早年片厂训练的结果。

初执导演筒的翌年，楚原拍摄了成名作《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部经典粤语片中，父子二人首度合作。这样的搭档旁人看来新奇，楚原却觉得没什么特别，“就像一个正常导演跟一个演员这样，他埋位（就位），我喊开拍。”

《可怜天下父母心》刻画六十年代一个香港小家庭在饥寒交迫的边缘苦苦挣扎的生活面貌，绝境中显现的父母之心、子女之爱温暖感人。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后，更获得全国发行许可，内地具影响力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用整版篇幅来评论这部电影，可谓大获成功。

初涉影坛的楚原，作品仍可见两位“导师”的影子，既有秦剑的细腻写情，又有吴回的灵活多变。而从《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自己所青睐的叙事风格也逐渐清晰：“回想我一生看过的这么多戏，最喜欢的还是新写实主义，就是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等人作品，尤其是德西卡的《擦鞋童》（Shoe-Shine，1946）、《偷自行车的人》（The Bicycle Thief，1948）、《米兰的奇迹》（Miracle in Milan，1951）这几部戏，我是十分喜爱的。这可能是由于我特别喜欢记录一个年代的电影，或者是记录一个历史背景的电影，像《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里面的南北战争，《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里面的俄国革命，《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里战后的中国等。”

所以楚原有意识地记录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面貌，那个年代的一些苦涩、一段憾事、几声叹息，他会将香港报章上看来的社会新闻，放入每一场戏中。譬如《可怜天下父母心》里，父母将女儿卖给别人之前，煮了一只咸蛋给她吃；儿女为给母亲筹措药费外出行乞，在路上遇到父亲，全都是发生在香港的真人真事。

新写实主义风格一路延续至《七十二家房客》。这原本是上海的一出话剧，邵氏创办人邵逸夫提议结合香港社会现实加以改编，并特意将剧本留给从台湾拍戏归来的楚原。楚原又惊又喜，但提出一个建议：用粤语拍。邵逸夫对此有保留。

那时国语片风头正盛，粤语片式微，市场、投资规模皆不可同日而语，“国语片市场大，有钱搭布景，可以拍三四十天，粤语片我拍得认真点，可能十五六天，其他可能八天、十天就结束了，因为没钱。”尽管知道这一点，楚原仍坚持用粤语，因这样对白里的市井俚语才能令观众产生共鸣。

据楚原的自述，邵逸夫想了一晚，第二天早晨8点钟，家里电话响了，邵逸夫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来：“好吧，你就用广东话拍吧！”由此造就邵氏历史上第一部粤语片。

从电影开镜到上映，只用了短短40天时间，当中拍摄仅占用了三四天。有难度吗？楚原笑呵呵地说：“没有难度。主要人多，场场戏都二三十人。”片中除了一班邵氏明星外，还有当时无线电视（TVB）最红的一众艺员。推出后，大受欢迎，票房大收560万，打破李小龙保持的香港票房纪录，楚原也因此成为最意气风发的导演。

从结果看，楚原说的是对的。电影里有一幕，发生火警后，杜平和郑少秋饰演的消防员到场，不是第一时间救火，而是拎着水喉对房客唱道：“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过水，冇水散水。（意思是：有钱就有水救火，无钱就没有水救火；如果有钱就立即付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就只好离开了。）”这句一语双关的粤语对白，恰如其分地反映贪污猖獗年代人们的心声，广为流传。

时隔多年，杜平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仍难忘经典，佩服楚原的创意。2004年，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开头“因停水而引起争吵”和“猪笼城寨”，原型皆出自《七十二家房客》，以致敬这部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风光过后的惨淡

东风过后，北风过境。一连七部电影，都票房惨淡。

楚原在数次访谈中都说过，在电影界只要卖钱就有理，“电影只要卖钱，就什么错事都对，反过来就罪大弥天，什么事都错。”

低潮时期，楚原又重拾偏爱的文艺片，知道不卖钱，还是拍了《小楼残梦》，改编自依达的短篇小说《耶诞夜》。故事很清淡，由一名船员走入一间夜总会认识一名舞女开始，因为他生得像舞女孩子的父亲，于是冒认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三个人到处游玩，好不开心，但到头来大家还是淡然地分手。

船员的确是孩子的生父，只不过到外国后另识新欢，辜负了母子俩，心生愧意才会在几年后假扮陌生人看望自己的孩子。而舞女从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也没有点破。

片尾，舞女在圣诞夜送走船员，神色淡然地转身回家，看看孩子，然后像往常一样关了灯，上床睡觉。这幕看似稀松平常，往事于心间徘徊，如悠悠水上千帆过尽，就是这种平静。短短两年间由云端跌入谷底的楚原，感触尤其深。“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无奈，时间会改变一切。今天的‘对’说不定是明天的‘错’，今年的‘爱’很可能是明年的‘恨’。日子过多了，你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我在七三年风光极了，到七五年，我是万般失意。”

整整九个月，楚原无戏可拍，每天闷在家里看小说、写剧本。

陷入瓶颈的还有整个电影市场，呈现出群龙无首的乱象：李小龙去世，张彻的武侠片在走下坡，《七十二家房客》类的讽刺喜剧拍到山穷水尽，只有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三兄弟还算票房保证，但他们每年仅拍一部电影。整个电影界都停滞不前，急于寻找一条新路。

楚原知道，两种电影永远不会没落，一是喜剧，一是动作片。“因为动作片差不多是国际语言，忠的打奸的，观众不用听对白也看得懂，而且热闹。街上如果有两个人在那里打架，一定有人围观，如有人在演说什么国家大事、做人道理，则不一定有观众。”

于是他单枪匹马闯入江湖，一口气改编了多部金庸的剧本递给公司，这当中就包括牵涉圈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撕通告”事件的《天龙八部》，楚原本想凭借这部电影东山再起。

开镜前一天，布景、灯光一切准备就绪，前邵氏副主席、邵逸夫妻子方逸华走进办公室撕掉通告，训斥道：“谁让你拍《天龙八部》的？亏本了你可以赔吗？楚原你根本不会拍电影！”楚原未曾反驳，走到片场跟工作人员说了句“sorry”，就开车回家了。

在金像奖颁奖礼，楚原主动提起这段往事，称自己是“邵氏最难堪的导演”。事后，楚原解释，说出来不为分辩什么，或出口气，早已是过眼云烟视作笑谈，即便是当年，也不过是在家生了两天闷气，“算啦，人是这样的，饿个三四天就要受不了了，要谋生嘛。”

那年年尾，楚原想争取年关前开戏，好让工作人员有钱过年。年三十下午五时半赶到公司，会计部门却已关门下班，他失落离开，私下写了500港元支票给副导演和场记过年。人生忧患的苦涩滋味，一时尝尽。

武侠片的“祖师爷”

这天，楚原又递了一个《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故事分场给邵逸夫，改编金庸不成，他转而将目光投向古龙。邵逸夫不置可否，只致电叫他晚上到上海馆子吃饭。

楚原一听，心中大感不妙。每回谈剧本，邵逸夫都请他到同一间上海馆子吃饭，席间挑出这样那样诸多缺点，不是制作太大，就是故事普通，反正就是不通过。“他一请我吃饭，我就知道又是ban（禁令）了。”

悬着心推开门，见到邵逸夫身边坐着当时名声大噪的金牌编剧倪匡。倪匡主动问他：既然你喜欢古龙的书，那他最近那部《流星·蝴蝶·剑》非常好，你喜欢吗？“其实当时我根本没看过那个故事，但九个月来的剧本都不通过，别说是‘流星蝴蝶剑’，就是‘老鼠田鸡蛇’，我都喜欢。”

楚原改编拍摄古龙系列的渊源，就这样在倪匡无心插柳的一句“试试吧”下开始了。那晚在上海馆子里吃饭的三人，谁也没有想到，文艺武侠片时代很快到来。

骨子里带有极强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原，为演绎古龙的武侠世界，苦心经营一种写意的境界，一楼一阁，一树一木，枝头若即若离的枯叶，疑幻疑真的山水庄园为武林高手提供尔虞我诈的舞台。编剧秦天南形容楚原与古龙合力建造了一座空中楼阁，“虚幻的、浓艳的、奇情的、诡秘的秋千架便在其中无风吹得荡来荡去。”

除此之外，楚原在意的始终还是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恩怨、爱恨、名利等欲念交织，蔓延出种种纠缠的悲剧命运。所以倪匡版的剧本到手，楚原发现故事里少了小蝶、孟星魂、高老大和小叶四个主要角色，决定自己偷偷动手修改剧本。

电影研究学者张希认为，楚原电影的叙事所构建的人物关系正是楚原电影的张力所在。楚原式的英雄非侠非盗，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确切地说，是胆怯却身怀绝技、孑然一身的侠客，是放不下繁华世界中的道德规范和风花雪月的知识分子。

1976年，《流星·蝴蝶·剑》这部集悬疑、动作、爱情、友情和权力斗争于一身的新形式的武侠电影上映，破了台湾票房纪录。那之后数年间，楚原陆续拍了十八部改编自古龙小说的电影，这些创作使得邵氏工厂式的制作再一次掀起高潮，并引发港台电影及电视界竞拍古龙武侠小说改编作品的热潮。

楚原曾撰文回忆，有一回他为了跟古龙谈谈《三少爷的剑》故事大纲而飞往台湾，入境时海关一看入台证上名字是楚原，兴奋地捏着印章就跟他大谈如何喜欢古龙的电影，昨夜如何排队才买到《楚留香》的电影票，手里无意识地在入台证上左摁一章、右摁一章，吓得楚原忙提醒她看清楚再盖，别盖个不准出境，那可就惨了。

电影卖座自然好，但此时的香港电影界又是另一番天地，成龙、洪金宝为首的江湖杂技式功夫片独领风骚，新浪潮更强势来袭：许鞍华凭《投奔怒海》震惊影坛，徐克《蜀山剑侠传》的特技旋风令人叹为观止……邵氏垂垂老矣，无可避免地步入衰落，从前制作设备与手法皆落人之后。

碍于大公司的掣肘，楚原纵使疲惫不堪，也如箭在弦上无法回头，“坦白说，由第七部《明月刀雪夜歼仇》开始，我已经像工厂般地生产了。”自嘲是“古龙工厂”的楚原，将一生拍过的古龙系列分为三个阶段：全心全意创作出来的作品、“古龙工厂”日赶夜催出来的货品、工厂交货。

《英雄无泪》开拍时，影评人已用“到今日，已经到了无人敢碰古龙小说的地步”形容，可想而知，古龙小说改编已走至尾声，“什么古龙都用尽了。”

这部电影是第三阶段的“货品”，也是楚原入行以来的第九十九部电影，所以他格外用了些心思。故事里两个江湖顶尖高手，受人唆使、遭人暗算，以致两败俱伤，到头来两人首次相逢，却是在彼此皆已穷途末路之时。纵使英雄有泪不轻弹，总也难免叹一声造化弄人。

拍这个故事时，楚原年过四十，几番起落，失意倍多，拍起来感触良多。他发觉，每个人拍得最好的永远是自己，他也始终像孩童般蹲在波平如镜的池塘边，凝视白云悠然而过，透过一帧帧的镜头，一再回望自己的过去。

回首半生，青衫人老

1970年11月1日，是楚原踏入邵氏的第一天。后来，每年的这个日子成为“楚原之夜”，旧日合作班底台前幕后六七十人齐聚一堂，把酒言欢，一聚就是三十年，从未间断。这里没有名与利，只有友谊万岁。

从前江湖里的英雄和美人，脱下华服，挤在烟火气十足的喧嚣酒楼，舞榭楼台变成了觥筹交错，教人不免生出恍如隔世之感。

楚原的徒弟、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国明导演每年都为“楚原之夜”拍摄影片，留存纪念。席间，楚原在众人拥簇下永远神采奕奕，记性极佳，哪年和某几位演员合作过什么戏，张口就来。

楚原自言跟着时代走，相信“时势造英雄”，一些机缘，成就了几个传奇。在数次的访谈中，楚原从出生、入行，谈到他在各个阶段的主要作品，皆认为这些作品的产生，与他所处的环境和加入的电影公司的作风密不可分。

1985年，古龙因病逝世、邵氏落幕，几年后，楚原有感于时代更迭选择激流勇退，结束长达三十年的导演生涯。他一生导演作品超过120部，于电影界坚韧地游刃，屡屡突围而出，早已不经意地为香港电影史写下段段历史时刻。

1991年，时任无线电视制作部戏剧制作总监的梁家树见到楚原偶然提起，有个角色与他契合度相当高，有没有兴趣玩下？

年轻时不听游说、怎也不肯做幕前的楚原，三十年后欣然同意，真的签约无线做了“甘草演员”，倒甚为观众受落，形象深入民心。《卡拉屋企》里的“白头佬”，《真情》里与母儿一起打游戏的“归龄高”，造型、言谈都叫人忍俊不禁，楚原展现出更为风趣幽默的一面。

在老友、徒弟们心中，他从来也是如此。2017年的“楚原之夜”，刘伟强回忆起1981年刚入“邵氏”，跟在楚原的剧组里做场记。楚原喊他：“喂，细路（小孩），我们没树了，都干掉了。你去方小姐（方逸华）后花园锯一棵来！”刘伟强怕被炒鱿鱼不敢去，楚原二话不说，掉头就自己拎着家伙去了。

镜头一转，隔着火锅升腾起的袅袅白烟，楚原坐在老友们中间笑得开怀。镜头后的章国明撺掇他说两句，楚原拎起麦克，摇头晃脑地念叨起来：“回首半生，青衫人老。所以呢，什么恩怨情仇、神神怪怪，全都化作菩提明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OK？”